格瓦拉與卡斯特羅的生平事跡

埃內斯托·拉斐爾·格瓦拉·德·拉·塞爾納西班牙語:Ernesto Rafael Guevara de la Serna，1928年6月14日—1967年10月9日，通常被稱做切·格瓦拉西班牙語:Che Guevara，香港譯作捷·古華拉。他是出生于阿根廷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和古巴游擊隊領導人。格瓦拉于1959年參與了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七二六運動”，推翻了親美的巴蒂斯塔獨裁政權。在古巴新政府擔任了一些要職之后，格瓦拉于1965年離開古巴，在其它國家繼續(xù)策動共產(chǎn)革命。首先是剛果，然后是玻利維亞。在玻利維亞，他在一次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的軍事行動中被捕，并于1967年10月9日被玻利維亞軍隊殺害。死后，他成為了第三世界共產(chǎn)革命運動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運動的象征。當他還是一個學生的時候，格瓦拉時常利用假期在拉丁美洲周游。1950年1、2月暑假時，他游歷了阿根廷北部的12個省，走過了約4000多公里的路程。1951年，他在自己的好友藥劑師阿爾貝托·格拉納多西班牙語:Alberto Granado的建議下，決定休學1年環(huán)游整個南美洲。他們的交通工具是一輛1939年產(chǎn)的Norton摩托車。他們于1951年12月29日出發(fā)，決定的線路為:沿著安第斯山脈穿越整個南美洲，經(jīng)阿根廷、智利、秘魯、哥倫比亞，到達委內瑞拉。在路途的中間他們的摩托車壞掉了。格瓦拉還在秘魯?shù)囊粋€麻風病人村作了幾個月的義工。在這次旅行中，格瓦拉開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貧窮與苦難，他的國際主義思想也在這次旅行中漸漸定型，他開始認為拉美各個獨立的國家其實是一個擁有共同的文化和經(jīng)濟利益的整體，倘若革命則需要國際合作。離家8個月后，1952年9月，格瓦拉乘飛機回到了阿根廷，全家人都去機場迎接他。在他此時的一篇日記中他寫到:“寫下這些日記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時，就已經(jīng)死去。我，已經(jīng)不再是我。”格瓦拉在這次旅行中所寫的日記后來被成冊出版，并依此2004年好萊塢拍攝了電影《摩托日記》。格瓦拉開始拼命復習，在1953年6月1日，他醫(yī)學院正式畢業(yè)。他本可成為一位受人尊敬的醫(yī)生，可是，這次旅行徹底改變了格瓦拉。由于貝隆政府當時在阿根廷的的獨裁統(tǒng)治，擔心兒子被征用做軍醫(yī)的母親讓格瓦拉逃離阿根廷。1953年7月7日，格瓦拉開始了他的第二次拉美之旅。在玻利維亞經(jīng)歷了一次革命之后，格瓦拉從厄瓜多爾前往危地馬拉。途經(jīng)哥斯達黎加時，這個當時拉美唯一的民主國家深深打動了格瓦拉。1953年12月24日，格瓦拉到達了危地馬拉。當時危地馬拉正處于年輕的左翼總統(tǒng)阿本茲Arbenz的領導下，進行著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矛頭直指美國聯(lián)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馬拉他也得到了他知名的綽號“切”Che，“Che”是一個西班牙語的感嘆詞，在阿根廷和南美的一些地區(qū)被廣泛使用，是人打招呼和表示驚訝的常用語，類似于漢語中的“喂”、“喔”等。1954年3月28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洪都拉斯成立了一支由危地馬拉軍官阿瑪斯領導的雇傭軍，阿本茲政權很快被推翻，阿瑪斯成為危地馬拉總統(tǒng)，開始對左翼人士進行殘酷的鎮(zhèn)壓，幾個月之內約9000人被捕或被殺害。從此，格瓦拉堅定了自己的共產(chǎn)主義信仰，認為共產(chǎn)主義是解決目前拉美種種困難的唯一途徑。隨后，他前往墨西哥避難，并在此遇見了菲德爾·卡斯特羅。1955年，格瓦拉同卡斯特羅在墨西哥城相遇，當時卡斯特羅兄弟正為重返古巴進行武裝斗爭并推翻巴蒂斯塔獨裁政權而進行準備。格瓦拉迅速加入了卡斯特羅組織的名為“七二六運動”以一次失敗的革命:蒙卡達事件的日期命名的軍事組織。1956年11月25日，“七二六運動”的82名戰(zhàn)士擠在“格拉瑪號”Granma小游艇上，從墨西哥韋拉克魯斯州Veracruz的圖克斯潘Tuxpan出發(fā)，駛向古巴。1956年12月2日，比計劃推遲了兩天，他們在古巴南部的奧連特省的一片沼澤地登陸，遭到巴蒂斯塔的軍隊的襲擊，只有12人在這次襲擊中幸存。格瓦拉，作為軍隊的醫(yī)生，在一次戰(zhàn)斗中，當面前一個是藥箱，另一個是子彈箱時，他扛起了子彈箱。從這一刻開始，格瓦拉徹底從醫(yī)生轉變?yōu)榱艘幻麘?zhàn)士。剩余的游擊隊戰(zhàn)士，在馬埃斯特臘山中安頓下來，并使革命隊伍逐漸壯大，得到了一些農民及工人的支持。在戰(zhàn)斗中，格瓦拉的超人的勇氣及毅力、出色的戰(zhàn)斗技巧和對敵人的冷酷無情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包括卡斯特羅的賞識。他很快成為了卡斯特羅最得力和信賴的助手。到1958年初游擊隊員約有280人，在經(jīng)歷了一系列戰(zhàn)斗之后，到12月27日，革命軍擁有了8000平方公里土地和50萬人民。1959年1月2日，革命軍成功占領古巴首都哈瓦那，巴蒂斯塔出逃。一些證據(jù)表明，在1957至1958年，CIA曾暗地里向“七二六運動”提供了大筆資金，這也是革命成功的原因之一。這段經(jīng)歷，被格瓦拉寫入了自己1963年出版的《古巴革命戰(zhàn)爭的回憶》西班牙語:Pasajes de la Guerra Revolucionaria中。格瓦拉死后，隨著他的尸體的照片的傳播，格瓦拉的事跡也開始廣泛為人所知。全球范圍內發(fā)生了抗議將其殺害的示威，同時出現(xiàn)了許多頌揚他，和記錄他生平以及死亡的文學作品。即便是一些對格瓦拉共產(chǎn)主義理想嗤之以鼻的自由人士也對其自我犧牲精神表達了由衷的欽佩。他之所以被廣大西方年青人與其他革命者區(qū)別對待，原因就在于他為了全世界的革命事業(yè)而毅然放棄舒適的家境。當他在古巴大權在握時，他又為了自己的理想放棄了高官厚祿，重返革命戰(zhàn)場，并戰(zhàn)斗直至犧牲。特別是在60年代晚期，在中東和西方的年輕人中，他成為一個公眾偶想化的革命的象征和左翼政治理想的代名詞。一幅由著名攝影師阿爾貝托·科爾達在1960年為切·格瓦拉拍攝的生動的肖像照片迅速成為20世紀最知名的圖片之一。而這幅格瓦拉的人像，也被簡化并復制成為許多商品比如T恤衫、海報和棒球帽上的圖案。格瓦拉的聲望甚至延伸到了舞臺上，在蒂姆·萊斯和安德魯·洛伊·韋伯的音樂劇《貝隆夫人》中他成為了旁白者。該音樂劇講述了格瓦拉由于胡安·貝隆的受賄和專制，而對貝隆夫人和她的丈夫感到失望。這個旁白者的角色是虛構的，因為格瓦拉與貝隆夫人并不是同一時代的人物，而且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與埃娃·貝隆有關的事情是他在孩提時代曾經(jīng)給貝隆夫人寫過信，信中向貝隆夫人索取一輛吉普車。格瓦拉的遺體，同其他六個一同在玻利維亞戰(zhàn)斗的同志的遺體一道，于1997年被安置于一個叫埃內斯托·格瓦拉司令廣場Plaza Comandante Ernesto Guevara特別的陵墓之中。該陵墓位于古巴圣克拉拉，2004年，大約205，832人參觀了格瓦拉的陵墓，其中127，597人是外國人，包括來自美國、阿根廷、加拿大、英國、德國、意大利等國的游客。該處陳列了格瓦拉寫給卡斯特羅的道別信信中，格瓦拉宣稱他將切斷與古巴的一切聯(lián)系，投身于世界其他角落的革命運動的原稿。法國哲學家讓-保羅·薩特稱許格瓦拉是“我們時代最完美的人”，格瓦拉的支持者認為，格瓦拉被證明是繼拉美獨立運動的領導者西蒙·玻利瓦爾之后，拉丁美洲最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格瓦拉無疑是拉丁美洲桀驁不馴、浪漫騎士化的游擊戰(zhàn)傳統(tǒng)的最后一位偉大繼承人，在他前面則是卡蘭薩、潘喬·比利亞和帕薩塔。當這個共產(chǎn)主義的堂吉訶德端起長矛時，曼德拉還是個默默無聞的南非律師，越南仍然是個分裂的前殖民地國家，整個拉丁美洲被形形色色的軍人獨裁政府占據(jù)。在他死后，拉美的革命游擊戰(zhàn)爭再沒有能達到他期望的效果和高度。里吉斯·德布雷在《革命的革命》中強調，缺乏長期系統(tǒng)化的農村動員和結構嚴密的干部隊伍，精英化、具備高度獻身精神的起義者只是叢林中的一撮暴亂分子。1964年，阿根廷軍政府消滅了馬蒂賽游擊隊；60年代末委內瑞拉民族解放陣線因新總統(tǒng)雷奧尼的政治寬容改革而分崩離析，在哥倫比亞，“黑色騎士”費爾明·查理和“神槍手”馬魯蘭達創(chuàng)立的“民族革命武裝”也因既沒有系統(tǒng)的土地分配綱領，也不愿意動員印第安原住民，始終未能擺脫殖民時代的盜匪形象。1968年，秘魯游擊運動領導人約瑟夫·漢森在第四國際大會上承認，拉丁美洲的游擊革命主義正經(jīng)受著前所未有的危機，它孤軍作戰(zhàn)，在國內無法發(fā)動農民，無法和教會、知識分子、工人達成任何一致，在國際上從未得到過莫斯科或哈瓦那的支持。格瓦拉的犧牲與古巴式武裝輸出革命模式的暫時失敗，反而激發(fā)著拉美乃至整個發(fā)展中世界對于經(jīng)濟、政治、社會公正的追求。從60年代中期開始席卷拉美的“解放神學”運動，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切的“新人”觀念影響，智利的弗雷斯諾·紅衣主教與尼加拉瓜的布拉沃主教，分別成為桑地諾、皮諾切特等軍事獨裁者最有威脅、最激烈的反對派領袖。而巴西的盧拉·席爾瓦和委內瑞拉的查韋斯則把在拉美湮沒已久的“民眾主義”，與格瓦拉式的社會平均分配理想重新拾起，當作反擊國際經(jīng)濟貿易不平等和自身經(jīng)濟結構惡化的全新武器。